改革开放40年复盘，深圳到底做对了什么？区区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

　　一年一度的福布斯上市公司2000强刚刚发榜，美国共有560家企业上榜，稳居世界第一，中国内地与香港共有291家上榜，这表明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仍然不可撼动。

　　不过，看榜单前十名的话，中国（内地）首次与美国平分，各占半壁江山。这十家企业的排名分别是：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摩根大通、伯克希尔哈撒韦、中国农业银行、美国银行、富国银行、苹果、中国银行、中国平安。

　　参照2017年的数据，前十名企业中，有9个是老面孔，只有中国平安是新晋级成员。这家来自深圳的金融企业，在过去一年里激流涌上，实现了对三星电子、通用电气、埃克森美孚、花旗集团、AT&T、丰田汽车的超越，从全球第16名晋级到全球第10名，市值突破1.2万亿元，居全球保险集团第一名。到2018年，这家企业才创办了30周年，但其发展一直是深圳速度的最佳诠释者。

　　除了中国平安，腾讯、万科、招商银行、中集集团、华侨城、金地等深圳企业的表现也相当不俗，排名纷纷上升。例如腾讯从2017年的148名上升到今年的105名，招商银行从42名上升到32名，万科从167名上升到133名。华为因为没有上市，未能列入福布斯这个榜单，但其业绩在过去一年的增长幅度，毫不逊色于大部分上榜企业。

　　盘点整个榜单可以发现，北京、深圳、上海三个城市贡献了最多的企业巨头，且大部分为金融、科技、地产、高端制造等行业。但从所有制结构来看，又各有侧重，北京上海的国有企业比重较高，深圳则是民营企业比重较高。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有三条主线，一条是国营经济的做大做强，其代表城市是北京，一条是外资经济的筑巢引凤，其代表城市是上海，一条是民营经济的野蛮生长，其代表城市是深圳。毫无疑问，三条线都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并缔造了北上深三个全国性经济中心城市。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又是我国开启“科技强国”战略的重要开端，有很多东西需要复盘，作为改革开放发源地以及创新标兵的深圳，势必再次成为话题的中心。剖析深圳的发展经验，对中国经济的下一步探路，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1979年建市，1980年成立经济特区，2010年特区扩容到全市，再到今天，深圳作为一个城市经济体，已经拥有39年的发展历史。盘点过去的39年，深圳这座城市最成功也是最独特的东西，就是自主培育了一大批世界级的本土企业。

　　无论是看福布斯上市公司2000强，还是看财富500强，深圳都是本土经济最强的中国城市，其中的典型代表是中国平安、腾讯、华为、招商银行、万科、中兴、中集集团，这些从深圳土生土长的企业，不仅在国内举足轻重，在国际上也颇有颇有存在感。

　　同时，深圳也是上市公司最集中的城市之一。有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1月，在A股、H股和美股上市的深圳公司总市值达到10.04万亿元，仅次于北京，超过上海的7.5万亿，而在2016年，深圳只比上海领先了2000多亿，这再次彰显了深圳速度的无敌。

　　很多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这些巨无霸企业像蚂蚁一样扎堆出现在只有2000平方公里的深圳？

　　区区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

　　深圳到底做对了什么？

　　回顾深圳的城市发展史，我们可以总结出这样几个东西，它们对深圳企业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

　　其一，深圳最早给予了中国人创办企业的自由。能够自由地创办企业、自由地选择职业、自由地选择生活方式，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了。正因为这个简单的理由，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才能够吸引到一大批像马明哲、任正非、王石这样的精英人才。

　　马明哲、任正非、王石原本都成长于体制内，在上世纪80年代那种社会风潮下，如果没有深圳这个“不一样的地方”，这些创业家至今可能仍在体制内过着普通人的生活。能够自由地创办企业，在当时那个年代就最大的制度红利，最大的风口。

　　王石刚到深圳时，做的最大一笔生意是倒卖玉米。1983年，赤手空拳的王石来到深圳后发现，由于航道运输问题，当时的玉米市场存在价格扭曲现象，于是他当上了大连到深圳的玉米中间商，靠着这个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任正非创业之前，是一家过期的中层干部，创业时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公司做什么业务才赚钱，他甚至研究过减肥药这样的生意。198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任正非经人介绍，开始代理香港鸿年公司的电话交换机产品，才算踏入了电信行业，这个业务一开始和王石倒卖玉米是一个性质。

　　马明哲创办平安，也离不开深圳的支持，如果不是在深圳，这家企业很可能就做不起来。马明哲18岁高中毕业，下乡当知青，回城后，他先被分配到阳春市八甲水电站，后被调到蛇口，从劳动人事处做到社保公司的经理助理。

　　工作期间，马明哲建议成立一支工伤保险类的基金作为职工的保障，这个提议得到了袁庚的认可，但马明哲低估了这个行业的准入门槛，一位银行副行长告诉他：工伤保险属于商业保险，要做得成立新公司、申请牌照。马明哲这才知道这建议“玩大了”，在当时那个年代，这样的牌照极少，想创办一家商业保险公司也是极难的。

　　但马明哲的这个建议获得了袁庚的大力支持，在袁庚的帮助下，马明哲前往北京，单枪匹马“走审批”。2年后的1988年，平安保险正式成立，这家公司带有显著的蛇口“改革”气息，是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地方性保险公司。多年后，它和招商银行一起，成了袁庚履历表上最辉煌的“作品”。

　　现在复盘来看，无论是倒卖玉米、倒卖交换机，还是创办商业保险公司，这类“不务正业”的生意在当时只可能出现在深圳，只有深圳才允许、支持人们创办这样的企业。

　　第二，深圳最早出现了现代公司治理体系。深圳虽为经济特区，但既非汇聚一省资源的省会城市，也不是位高权重的直辖市，并不拥有多少垄断性的、排他性的资源，唯一的优势就是市场化的营商环境，鼓励人们在市场经济中先富起来。

　　在这座城市创业，不要指望“批条子”和“特许经营”这种捷径，从来都只能自力更生，按照市场的规则办事情，有问题“找市场”，而不是“找市长”，这一点可以从众多深圳企业独特的股权结构可以看出来。

　　观察平安、华为、腾讯、万科、招商银行、中兴、金地等深圳企业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里面除了腾讯，其他几个企业的“老板”，几乎从未出现在媒体热议的富豪榜上。平安是全球市值最高的保险集团，华为是全球最大的通信设备供应商，万科是全球最大的地产商，招商银行是中国最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但这些企业的创始人或者CEO并没有因此成为富可敌国的大富翁。

　　他们只占据公司极少量的股份，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工资与分红，与其说是“老板”，不如说是高级打工仔。他们所在的公司也没有一个绝对控股的大股东，也没有实际控制人。

　　股份分散成为一代深企的共同印迹。即便是后起之秀腾讯，创始人马化腾也只占据10%不到的股份，其对公司享有的是控制权，而不是控股权。这种独特的股权结构，推动平安、华为、万科等企业建构了一套现代化的公司治理体系，这个体系的好处就是让企业适应市场环境，培养市场意识，增强市场竞争能力。

　　这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平安集团，这是一家完全按照市场规则办事也充分享受市场红利的企业。

　　1988年，马明哲主导的平安保险公司在深圳蛇口成立，招商局蛇口工业园区、中国工商银行分别持股51%和49%，二者保持均势。为了和一般国企区分开来，在袁庚的推动下，平安从成立之初还设立了一个带有浓厚市场经济色彩的机构——董事会，这为平安集团日后打造现代公司治理体系植入了基因。

　　1992年，平安获得全国性保险牌照，开始走向全国市场，趁此时机，平安引入了新股东平安综合服务（平安职工合股基金），并持股10%。自此，从根本上解决了管理层、员工与股东利益一致的问题。

　　后来，出于融资的需要，平安还适时引入摩根・士丹利、高盛、汇丰银行的资本。但外资的引进，并没有从根本上冲击平安的股权结构。

　　早在90年代，平安董事会就有决议，股东无论大小，需要秉持“三不”原则，不干涉具体业务经营，不派员参与平安经营管理，不发生关联交易。此后，外资股东进入后，公司治理就逐步向国际标准靠拢。平安的企业性质，使得它兼具国企的稳健性和民营企业的灵活性，又较好地避免了传统国企的低效率以及传统家族式民营企业一直不容易解决好的关联交易或利益输送问题。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股东，30年来平安股东买进卖出，而不影响平安的经营，平安也始终在稳定的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的轨道上一步一步越做越大越做越强，成为全球市值第一的保险集团。如果问马明哲，平安姓什么？他曾不止一次说：平安姓社会，属于全体股东。管理层就是打工仔，我们不为某一单个股东服务，而是服务于全体股东。

　　“体制优势确保了平安管理团队的稳定，确保了公司战略的延续性及经营的稳健性。”这是多年来多家中外投行的评价。一位国际投行高管说：“观察平安的业绩，会发现每年复合增长超过20%，除了金融海啸这样个别的年份，从来不会出现业绩大起大落。平安业绩增长是一根很难模拟的优美曲线。”

　　第三，深圳最早坚持创新发展的模式。今天的中国，“科技强国”已成为基本国策，人人皆谈创新，人人都深知创新的重要性，但这个认知并非一蹴而就的，中国人集体谈创新，也就是最近五年多的事情。

　　十年前的中国，有一个十分热门的词汇，叫做“山寨”，那个时候的深圳就是“山寨”的代名词，人们对华强北的山寨产品嗤之以鼻，殊不知十年之后的今天，“山寨”这个词已经很少有人提及了，深圳也从“山寨之城”，摇身一变，成为国人心服口服的“创新之都”。

　　深圳的转型升级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早在上世纪90年代，在各大城市热衷于卖地造城、招商引资的风口上，深圳就明确提出把高新技术产业作为主导产业来发展，到本世纪初，深圳就率先提出创建创新型城市，2006年，国家发改委正式发文，批准深圳成为全国第一各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的试点。把创新列为“一号工程”的城市，深圳是头一个。

　　深圳的创新发展理念，深深地影响了这座城市的企业，华为、平安、腾讯、万科纷纷成为中国企业创新发展的榜样。华为是今天中国研发投入最高的企业，每年用于研发的资金超过销售额的10%，比清华北大一年的科研经费总和还要多，超过A股400家上市公司研发费用的总和，也超过很多省份的研发经费，其每年申报的PCT国际专利稳居世界前列。

　　平安是一家综合性金融集团，但在创新上也毫不示弱，近年来平安大力推动“金融＋科技”的双轮驱动战略，每年用于研发的投入超过百亿元，是中国金融巨头中最重视科技创新的一家企业。

　　今天的平安，已经是一个涵盖金融与科技两大门类的拥有4.5亿互联网用户的金融科技集团，还孵化了陆金所、平安好医生、金融壹账通、平安医保科技四只科技“独角兽”。

　　与科技公司比金融，与金融公司比科技，中国平安有望开启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那就是科技＋金融的生态融合链，而这一切都要得益于深圳这座城市在创新发展理念上的的启发。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需要复盘的东西很多，但有一条不能忽略的是：阅读全球商业发展史，可以看到一个普遍的现象，大企业的发展往往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只有伟大的国家，才会成批地制造伟大的企业。

　　无论是洛克菲勒、IBM、苹果，还是汇丰银行、BP，其发展壮大的背后都是大国的崛起。例如汇丰银行是英帝国崛起的标志，而洛克菲勒的背后是美国取代英国的霸权，IBM与苹果则是美国领导第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的产物。这些企业的出现，都离不开国家的赋能。

　　所以，以华为、平安、腾讯、万科为代表的一系列深圳企业，之所以能够成长为参天大树，除了来自任正非、马明哲、王石这些企业家的聪明才智与开拓精神，也来自深圳这片热土的成就，更来自中国经济全面崛起的国家赋能。来源：城市战争，作者：湾区观察员